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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前，老家门口的自留地里有两棵树，一棵是松树，另一棵是杉树。如今，只看得见那棵松树了。杉树有一年遭到了雷击，被拦腰折断。父亲把剩下的一截砍下来做成了棺材，卖了，那些钱成了那年叔叔们读书的主要费用。
松树是奶奶栽的，杉树是爷爷栽的。我至今也没搞清楚他们当初为什么要栽那样的两棵树，它们都是乡村最常见的树。现在依旧能看到的，是那棵松树，那树的主枝的顶部已断了，不可能再往高处长；四周的枝桠倒是枝繁叶茂，可每年都有折断的枝掉下来。奶奶把它们拣起来，捆成小捆，做柴烧。树干已经很粗了，两个人才能围完，但是大的用处没了，在它的身上，沟壑纵横，有的地方还有深深的洞，里面偶尔还有老鼠出入。树顶上，有一个喜鹊的窝，它们每年都在那里生儿育女，不知道有多少代了。
松树旁边的杉树，我只听旁人说过。印象中，只是一棵老树桩，树桩周围，长满了长长的茅草。
那棵树是爷爷栽的，爷爷死于一九五七年的秋天，那年他三十五岁。
据跟爷爷差不多年纪的老人讲，那时候的爷爷是方圆几十里内颇有影响力的人物。我曾经无数次想动笔写当年的爷爷和奶奶的故事，那些故事通过知情人的只言片语叙述出来，加上我的想象力的加工而变成了一部沧桑的老电影。
爷爷和奶奶同岁。十九岁那年，爷爷和奶奶在媒人的撮合下生活在了一起。那是一九四一年的的夏天。那一年，故乡的罂粟花开得姹紫嫣红，空气中到处弥漫着醉人的香气。即使现在，那种陌生的香味依旧从一九四一年穿越过来，流进我想象的鼻孔，沁入心脾。这是西南边陲，虽然当时的政府已经明令禁止种烟，但是山高皇帝远，罂粟花依旧在这个叫粉笔岩的村落一茬茬地开放。爷爷从小时候起，就一直跟着我的曾祖父经营着那些神奇的花儿，直到那一年。每天中午和下午，年轻的奶奶就提着饭篮子给他们送饭。奶奶没有裹小脚，所以能够轻盈地穿行在花丛中间，像飘飞的蝴蝶。那两棵树，估计就是那一年种上的。秋天的时候，当刀子划过，那些神奇的果子流出白色的汁液，爷爷就笑了；因为，他又可以跟着曾祖父下四川了。
一九四二年冬天，就在父亲要降生的那段时间，爷爷跟曾祖父下了四川。目的地是宜宾，来回要一个月。可是，还不到半个月，爷爷就回来了，在他的背上，驮着奄奄一息的曾祖父。他们在半道上遇到了劫匪，所有的财物被抢劫一空，曾祖父的肋骨还断了三根。
就在爷爷驮着曾祖父回家的那个夜晚，父亲降生到了这个世界。那个夜晚，大雪满天。
爷爷的家庭从此衰败下去。那个年月的鸦片其实跟今天地里农民种的任何经济作物一样普通，赚不了几个钱。而一次平常的变故，就会使一个普通的家庭困苦不堪。从此，爷爷干起了家乡百姓常干的事情：背生意下四川。
四川历来是一个富庶之地。更重要的是，那里有我家乡没有的盐巴和铁锅。爷爷和他的同伴们把故乡的土特产背到四川，换回盐巴和铁锅，一年三次，长年累月。据说，在均连，爷爷经过的路上，有一个碧玉般的女子，总是在等着爷爷。她是客栈老板的女儿，爷爷和她有过千丝万缕的联系。爷爷到了那里，就不想走了。但是，她不会成为我的奶奶，爷爷还要把该卖的卖掉，该买的买回来，家里还有那么多人在等他。每一次回家，爷爷都会给奶奶和爸爸买一些好吃的好玩的好看的东西。那个客栈老板的女儿，只是爷爷短暂生命中的一处客栈。
这些事奶奶当然听爷爷的朋友们在开玩笑的时候提过，她只是微笑。如果那点事在她心中也算事，那么她肯定熬不到今天。
一九四九年，爷爷和他的朋友们在四川的巡司又遭到了一次更为惨重的抢劫，据说衣裤都被贼人扒了。回来之后，爷爷就买了十多条枪，拖了十几个弟兄，干上了打家劫舍的勾当。一九五零年云南解放，爷爷加入了共产党。到现在我也没弄明白爷爷是怎么由土匪变成共产党的，问奶奶，奶奶说不出个所以然；问跟爷爷差不多年纪的老人，他们也不甚明白，只是含糊地说“他有本事，会整。”
爷爷在乡里的名声实际上是在解放后才闹出来的。在爷爷的肩膀上，常常挂着一条长长的火药枪，他曾经枪毙过两个土豪。老人们说爷爷枪毙人的时候连眼都不会眨一眨，就像瞄准一根树桩或者石头那样自若。在他的家里，常常是高朋满座，县里来了干部，先不去区上，直接就到他家里落脚。每次有客人来，奶奶都会热心招待他们，给他们做饭、泡茶。家乡不出产茶叶，人们也没有喝茶的习惯，家里的茶叶是爷爷从遥远的县城带来的。
一九五七年秋天，爷爷死了。关于爷爷的死，在老人中有无数种流传的版本，都充满着神秘的色彩。其中有一个版本流传最广。
那是一个有月亮的夜晚，月光影影绰绰，把树木和岩石的影子装点得异常神秘。爷爷从区政府回来，背着那条不离身的长管火药枪。途中要经过一个叫窑子湾的地方。那里荒无人烟，是传说中鬼怪的出没之地。爷爷喝了酒，全身燥热，就敞开衣服，一摇一晃地往前走。据说夜晚行路，敞开衣服可以壮胆子。这时候爷爷听到侧面的山头上有喊他名字的声音，他感到很奇怪，这么晚了还有谁会叫他呢？他答应了一声，停下了脚步。一停下来，就什么声音都没有了。他又继续走。叫他的声音又传了过来。爷爷又停下，那声音又消失了。但是他已经清晰地辨认出，那声音就来自侧面的山头。爷爷是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汉子，他就想去看看到底是谁在捉弄他，于是他匆匆地爬上山头。在这过程中，叫他名字的声音又多次响起。爷爷昏昏沉沉地爬到山头，那声音却又在来路上响起。他惊出了一身冷汗，知道自己是遇到鬼了。月光下，他把枪装上火药，朝前面放了一枪。枪声中，爷爷听到鬼哭狼嚎的声音自近而远，最终消失在远方。回到家，爷爷就卧床不起，一个多月之后，就死了。
对这些传说，我始终怀疑它的真实性。仔细问过奶奶，奶奶说，爷爷在路上玩枪的时候一不小心走火，一粒沙子划破了他的小腿，然后逐渐化脓，就死了。奶奶说，就是筷子尖儿那么一点小伤口，还至于要人的命吗？显然，她也迷信那种传说。
我用自己仅有的一点医学知识判断，也许，爷爷死于破伤风。
爷爷死的时候，爸爸十五岁，姑姑十一岁，二叔八岁，三叔四岁，四叔还躺在奶奶的肚子里，直到第二年的春天才出生。
我不忍心想象在爷爷闭上眼睛的那一刹那奶奶的表情，因为那种打击是绝大多数人一生也不会经历的。奶奶作为一个平凡的农村女人，她却承受了生命中不能承受之痛。奶奶把爷爷埋了，继续让孩子们读书。幸而父亲中学就要毕业，姑姑和二叔也会做一些事。父亲毕业后，找到了一份教书的事情，以后的很多年，奶奶和父亲一起把姑姑和几个叔叔带大。姑姑十七岁出嫁，而几个叔叔在家庭负荷沉重的状况下依旧读书。他们都读上了高中，三叔还读了大学。那些年，奶奶没吃过一顿饱饭，荤也很少吃到，只在过年的时候才可以吃上一两次肉。由于缺少吃的，奶奶曾经有过两次差点离开人世的经历。一次是害了水肿，瘦骨伶仃的奶奶突然间全身肿胀起来，气息奄奄。一次是吃了山喇叭。山喇叭是家乡常见的一种野生植物。那年月，家里缺吃的，奶奶就砍来山喇叭，把里面的汁粉榨出来，混合着包谷面蒸了吃。奶奶让她的孩子们吃有包谷面的，自己只吃纯山喇叭粉的饭。然后的十多天，奶奶肚子肿胀，大便不出。没办法的情况下，姑姑就用手指给她抠了出来。奶奶最终活了过来，但是好了以后，她依旧吃山喇叭粉做成的饭。
奶奶还有一次更为危险的经历。那时候爸爸去了远方工作，姑姑已经嫁了，叔叔们也在各地读书，就奶奶在家。家里没有煤炭了，奶奶就到山里的小煤窑去挖煤。在家乡，挖煤的活历来都是由男人干的。别的家庭，在腊月的时候准备好，一年就不用发愁了。而奶奶就一个人，忙不过来，只好一个人临时挖来用。山里，到处是露天的煤。在别人采挖过的煤洞里，奶奶干起了一个男人的活。然后，上面的石块和泥土砸了下来，压住了她的大半个身子。好在一个放牛的娃发现了，喊来村里的人，才把她救了出来。奶奶在床上躺了两个多月，才勉强可以下地走。这些年，她的腰还会发病。三叔曾经把她接到省人民医院看过，但是没有一点好转。
我不知道奶奶为什么要守寡。爷爷死的时候，奶奶才三十多岁。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曾经有人指责四叔不是爷爷的种，奶奶还被五花大绑地在大街上游街挨批斗，那也许是她受过的最为痛苦的岁月。我曾经想象过爷爷的长相，也问过别人，老人们说：虽然没有留下照片，但是一看你四叔就知道了，他和你四叔一个模样。于是我更加坚信奶奶。
奶奶，一个寡妇，带着五个孩子走过了三年自然灾害和文化大革命这段国家最困难的时期。除了姑姑以外，父亲兄弟四人都当了国家干部。三叔还做了县长。在那种漫长的困难时期，我不知道奶奶是怎样挺过来的。三叔在市里工作，曾经无数次来接奶奶去住，奶奶只去过一次，住了一个多月就回老家了。她说在城里不自在，整天看见的只是一些房子和车，又找不到事情做，憋得慌。好在四叔很懂奶奶，他娶的妻子是一个淳朴的农村妇女，在乡下，奶奶就跟着婶婶。现在，她八十多岁了，虽然身子已经佝偻，还不时有病痛缠身，可是她依然不肯闲着，喂猪、扫地、做饭，俨然是家庭不可缺少的一个劳动力。农历十月十二是奶奶的生日，每一年，我们都要给她祝寿，这不是普通意义上的祝寿，这一天，是奶奶和她所有子孙在乡下团聚的日子。今年，我虽然患了重感冒，但还是去了，我看见奶奶显得更老了，而精神依旧矍铄。在老家的大门口，看见那棵老松树在月光下静默，它虽然孤单，但并不孤独，因为，在它的上面，有一只温暖的鸟窝。鸟儿们安静得没有一点声音，我知道，它们正躺在自己的巢里，其乐融融地生活。